华蓥山：唐代全国四座仙山之一

《山海经》第一仙山或在此

华蓥山：唐代全国四座仙山之一

明代嘉靖皇帝修道于此

一看这一标题，想必大多数读者第一反应便是：标题党来了！拟或说：胡吹！

我们广安有句俗话：没得几刷子，哪敢在大街上擦皮鞋？标题看是惊人，实则是有充分的史实依据来支撑的！

华蓥山宝鼎

唐代全国有四座仙山，华蓥山为其一

这一部分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唐代志书《元和郡县志》，它是唐代宰相李吉甫创作的一部唐代中国地理学专著。该书对古代中国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，是保留下来的中国最古的一部地理学专著，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——它在编写体例方面，开启了我国总地志的先河，对宋代的《太平寰宇记》以及元、明、清各代的《一统志》都有很大影响。

《元和郡县志·卷逸文·卷一·渠州·渠江县》记载：“富灵山，在（渠江）县东南七十里，峻峭多药物，实灵仙所居。”这里明确记载，富灵山峻峭，生长有许多药物，实乃神仙居住的地方。而渠江县记入《元和郡县志》的山，也仅有富灵山。

唐代志书《元和郡县志》记载的＂富灵山＂．

渠江县，为唐宋时期县名，其区域相当于今天的广安区和前锋区。按宋代地理志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，唐代渠江县县治在今广安市区城北秀屏山下。其东南七十里的富灵山，无疑便是今天的华蓥山了。

在《元和郡县志》中，但凡类似记载“灵仙所居”的山，除渠江县的富灵山之外，另外还有3座：

《元和郡县志·卷十八·蔚州·兴唐县（今河北蔚县）》载：“倒刺山，在县东七十里，亦号雪山，俗传灵仙所居，与五台山略等。”这里不仅记载倒刺山为仙山，“灵仙所居”，还说它与五台山相似，也就是说，五台山自然也是正宗的仙山了。

而《元和郡县志·卷十四·代州·五台县·五台山》则载：“五台山，在（五台）县东北百四十里，《道经》以为紫府山，《内经》以为清凉山。”这里虽没说五台山为“灵仙所居”，但被《道德经》称为“紫府”，自然也是仙山了。

另外，《元和郡县志·卷二十一·均州·丰利县（今陕西白河县）》则载：“锡义山，一名天心山，在（丰利）县东北六十五里，山方圆百里，形如城，四面有门，相传以为仙灵所居。”

以上4座仙山，《元和郡县志》在表述的语气上也略有区别：富灵山（今华蓥山）为“实灵仙所居”；倒刺山为“俗传灵仙所居”；五台山为“紫府山”或“与倒刺山略（相似）”；锡义山则为“相传以为仙灵所居”。由此看来，富灵山在唐代的4座仙山中，排名应靠前，甚至可称为“4座仙山之首”了。

仙，或灵仙，这是道教里的概念，得道成仙，也是每个道教徒的毕生追求。而道教来源于道家思想，其开创者为春秋时期的李耳，俗称老子，即道教里的太上老君。到了唐代，唐朝王室姓李，自称为太上老君后裔，自开国后即尊崇道教，规定道教为三教之首。到了唐玄宗时期，道教更是达到顶峰，唐玄宗屡次加封老子尊号，先后为大圣祖玄元皇帝、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、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，把他放在了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与此同时，唐玄宗还以《道德经》为科举考试科目，又下令两京及全国各地大建宫观，供奉老君。

可以说，在唐代，几乎每个县的名山上都建有道教场所。一个县仅举一座名山，一座名山一个道教场所，全国上下也有上千座道教山。据有关资料显示，仅唐贞观十四年（640年），全国便有1557个县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创作于唐宪宗时期（805-820），此时全国所辖县或许更多。

在道教如此兴盛的唐代，全国仅有4座仙山，而富灵山（今华蓥山）便在其列，足见富灵山在唐代的地位！

或许有人会问：在蜀中，华蓥山的地位怎能比过峨眉？其实，这并不奇怪。因为，峨眉山早在唐代之前，便作为了普贤菩萨的道场，到唐代时，其作为佛教名山的地位早已根深蒂固，自然就难转换为道教名山，更别说是仙山了。

华蓥山古临西海，或为《山海经》里的第一仙山

华蓥山的最高峰是高登山，海拔1704米，邻水县城便位于该山东面山麓不远。

在华蓥山区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普贤的传说：天神普贤最先看好的是高登山，当他刚降临于高登山顶时，只觉脚下山体如海绵一般软绵绵的，脚一踩上去，便明显有下陷的感觉。于是他赶紧纵身一跃，踩在了华蓥山的次高峰、海拔1590米的宝鼎。不想，脚踩在宝鼎上时，竟是稳稳当当，一点下陷的感觉就没有。从此，普贤便将华蓥山宝鼎作为了自己的道场。

这看似一个传说，但它却不知不觉道出了高登山的地质秘密。

在清代《邻水县志》里，高登山仅是俗称，它的学名叫海宝山。为何叫海宝山？《邻水县志》并无记载。但在高登山，人们至今仍可在一些松软的岩体里发现不少鹅卵石，在部分施工路段还发现有鱼化石和贝壳化石等。同时，就在高登山太阳坪一带，又可看到一些裸露的天然煤山。这些无疑证明，亿万年前，高登山实际处于海洋的边界地带，或者是座较大的海岛。故而今天，我们既能在这里看到海洋的痕迹，却同时又能看到古代森林演变的煤。

华蓥高登山的地质特征，或许证明了又一远古仙山的存在——它就是《山海经》里的第一座山——招摇山。

《山海经》开篇为《南山一经》，该篇篇首则这样写道：“南山经之首曰䧿山。其首曰招摇之山，临于西海之上，多桂多金玉。有草焉，其状如韭而青花，其名曰祝馀，食之不饥。有木焉，其状如谷而黑理，其花四照，其名曰迷谷，佩之不迷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禺而白耳，伏行人走，其名曰狌狌，食之善走。丽麂之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海，其中多育沛，佩之无瘕疾。”

《山海经》关于招摇山的记载。

根据该记载，䧿山濒临西海，而且是几座山的统称，其第一座山（最西边的）叫招摇山（或许是它面临西海，一望无际，视野无阻，故名）；上面多桂树；有一种叫祝馀的草，长是像韭菜，开青色的花，人吃它就不会感到饥饿；有一种树叫迷谷树，其黑色的纹理像谷，所开的花儿各面都十分艳丽，把它佩戴在身上可以不迷路……

这些记载，其实与华蓥山的特征是很相符的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弄明白，《山海经》所记载的“西海”到底是哪里？其实，这个问题不难。因为，从古至今，《山海经》都是堪舆家（俗称“风水先生”）必学读本，“西海”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，也很熟悉，结合地壳的变化和中国现有地理特征，多数堪舆家都把“西海”指向四川盆地。华蓥山是川中与川东的天然界山——川中相当于盆底，而从华蓥山起，继续往东就算是盆围了。

卫星地图中的四川盆地。

广安市政府原研究室主任傅琳在其所著的《佛韵千秋》一书中，对华蓥山的形成这样写道：“成都一位地质学者告诉我们，地球诞生已经46亿年。生命演化经历了35亿年才出现了人类。在距今1.8亿年前，四川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海中繁多的水生动物死后，同泥沙和碳酸盐一起形成了巨厚的海相沉积。大约在1.7亿年前，受‘印支运动’的影响，四川四周褶皱隆起成山，四川变成了一个与海洋隔绝的大湖盆。在距今2800万年前，受地质上所称的‘喜山运动’的影响，使四川盆地巨厚的沉积，被挤压褶皱隆起，华蓥山从此来到世间。”

需说明的是，《山海经》创作于先秦时期，在该书面世之时，四川早已不是海洋，而是富庶的天府之国了，“西海”也只是一个沿袭下来的名称而已。

其次，《山海经》所载招摇山多桂多金玉，有祝馀草、迷榖树等，与华蓥山的生态也相适应。《山海经》中的桂，一般指桂树或桂花树，而该树种最早产于中国西南地区。也或指像桂树的荔枝或枝圆（桂圆），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作《荔枝图序》时这样写道：“荔枝生巴峡间，树形团团如帷盖，叶如桂……”宋代官员何熙志在《咏賨城景物之胜》一诗中也有“照座梨偏紫，堆盘荔更鲜”的诗句，表明宋代时今华蓥山区盛产荔枝。在今华蓥山麓的岳池县中和镇境内，至今仍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枝圆树，其叶如桂，果与桂圆无异，但树形却与桂圆又明显有别。

位于华蓥山麓的岳池县中和镇境内，树龄百年以上的枝圆树仍有10余棵。蒲长文　摄

枝圆树果子，和桂圆没有区别。

关于“多金玉”。先说金，华蓥山盛产煤炭，无论是地下裸露地表的煤中，都常见黄铁矿，看上去就像黄金一般。再说玉，今人多会认为四川不产玉，但写于东晋时期的《华阳国志》却明文记载“巴国（今川东地区，含重庆）产玉”——其实，古时，但凡玲珑剔透的石头皆称玉，而华蓥山以前盛产的白石，便是这种。

至于祝馀草、迷谷树之类的植物，华蓥山上也十分繁多。其实，祝馀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麦冬，叶像韭菜，开青紫色的花；迷谷树，就是今天我们常见的构树，这种树也叫谷木，其花呈球状，四面皆艳，故称四照，另外，构树有较高的药用价值，其果实和种子能治疗腰膝酸软、肾虚目昏——这或许就是佩戴构树制品可以不迷路的传说之因吧？

最后，我们再来看《山海经·南山一经》所记载的从西往东的顺序，以及招摇山距东海的距离，其载曰：“……又东……又东……又东……又东……又东……又东……箕尾之山，其尾踆于东海……凡䧿山之首，自招摇之山，以至箕尾之山，凡十山，二千九百五十里。”结合卫星地图，若华蓥山为《山海经》之招摇山，往正东向东海延伸，则《山海经》的箕尾山则应是“黄山——天目山”山脉。若以华蓥山麓的重庆市为起点，至黄山区，路程为1400多公里，这竟与《山海经》所载“招摇山至箕尾之山为二千九百五十里”竟十分的吻合！

由上可知，华蓥山或许便是《山海经》所记载的第一座仙山——招摇山！

华蓥山实为普贤真人道场，距今已有1200多年

前面已说明，华蓥山宝鼎是普贤道场，但需说明的是，宝鼎虽然佛教历史悠久，但将其作为道场的普贤，似乎更像是道教人物。

在民间，对于普贤的称呼，有称普贤真人的，有称普贤菩萨的，也有称普贤大士的。若说是普贤真人，则为道教人物；若说是普贤菩萨，则为佛教人物；若说是普贤大士，则难以表明他是道教人物还是佛教人物，只能说他是德行高尚之人——“大士”或“尊者”，佛教和道教都在使用，如南朝齐周颙所著《重答张长史》说：“夫大士应世，其体无方，或为儒林之宗，或为国师道士，斯经教之成说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儒、道、佛三教里的尊者，皆可称大士。

编撰于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的《邻水县志》记载：“华银山（即今华蓥山宝鼎），治西一百四十里，蟠结数十里，介合、巴、邻、岳四州县，缥缈崇隆，常有烟云缭绕其上，雪积巅岭，至夏始散，遥望如瓊瑶撒地、晶玉铺山。相传普贤真人成道于此。”这里就明确表明，这里普贤是道教的神仙，而非佛教里的菩萨。

编写于清咸丰年间（1851-1861）的《华银山志》则反复记载“普贤”，但都是称其为“大士”，而非“菩萨”。

其实，在中国，儒、道、佛三教融合很早就开始了。特别是到了唐代，道教被视为国教，与在民间信仰中占统治地位的佛教发生了激烈的地位之争，而这一争斗的过程也是佛道快速融合的过程。同时，历代封建帝王都离不开儒教治国，因此，三教融合也是一个必然过程。或许，从唐代开始，佛教里的西方尊者与道教里的本土神仙，便开始出现二者合一的迹象，诸如文殊、普贤、观音，他们既是佛教里的菩萨，又是道教里的真人（神仙）：文殊在佛教里称文殊菩萨，在道教里称文殊广法天尊；普贤在佛教里称普贤菩萨，在道教里称普贤真人；观音在佛教里称观世音菩萨，在道教里称慈航真人、慈航大士。

总之，就华蓥山宝鼎普贤的形象，根据地方志书的记载，应该是更倾向于道教人物普贤真人才是。

作为普贤真人的道场，除华蓥山外，国内还有一处极为知名的地方——湖北省咸宁市境内的九宫山，这里一直对外宣传是普贤真人的道场，其依据是古本小说《封神演义》（创作时期不详）的记载：“普贤真人的道场在九宫山白鹤洞。”

九宫山，最早见于宋书《太平御览》，该书引《武昌记》的记载：“九宫山，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，其山晋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宫殿於此山，遂以为名。”

但九宫山在《太平御览》中仅有此处记载，这里并未说它与普贤真人有无关系。又据相关史料记载，南宋淳熙十四年（ 1187 ），道士张道清于此山建造九座道观，九宫山从此成为道教胜地。从这里便可看出，九宫山的道教是从南宋时期开始的，与普贤真人还真没有关系——若这里真是普贤真人道场，在南宋淳熙之前就应该是道教名山了。《封神演义》是小说，历史学者多推测它创作于明代，将它作为普贤真人的依据恐怕不可靠。更何况，作为小说的《封神演义》，其内容多为虚构，又怎能作为历史依据呢？

相反，华蓥山宝鼎作为普贤真人的道场倒更为可信。根据《华银山志》记载，唐至德二年（757），普贤在华蓥山宝鼎现身显圣，而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的《邻水县志》更是将普贤指明为普贤真人。结合华蓥山为唐代全国四大仙山之一的背景来看，华蓥山在唐代也应是普贤真人的道场才对。

从唐至德二年至今，华蓥山作为普贤真人的道场已有1200多年，或许是唐朝退出历史舞台后，华蓥山道教逐渐失势于佛教，以至于今天鲜有人知晓它本是普贤真人的道场罢了。

一代帝王秘密修道华蓥山，数千僧人来听经

华蓥山有帝王踪迹，各类志书都未有明文记载。但从华蓥山相关遗迹和史料来看，则必有帝王踪迹，而且可直接锁定到具体的某个帝王，即明朝的嘉靖皇帝。

嘉靖皇帝画像。

嘉靖皇帝，是明朝的第11位皇帝，名叫朱厚熜。但他的亲生父亲并非帝王，而仅是封地于湖广安陆（今湖北钟祥市）的一位藩王——兴献王朱祐杬。且朱厚熜还是次子，但他幼时聪敏，通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，重礼节，遇事有主见，颇受明武宗母亲张皇太后的喜爱。

明武宗死后无嗣，张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，由朱厚熜继承皇位。朱厚熜在位46年，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第二久的帝王，仅次于他的孙子明神宗（在位48年）。

朱厚熜可谓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独特的皇帝，在位46年中，他竟有20年不在朝中，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大明朝政治、财经、军事和民生大权，故享有“巧圣”之美誉。

这20年里，朱厚熜到哪里去了？史料如此记载：他避居西苑，练道修玄。

朱厚熜修道，实在避居西苑之前就开始了。据史料记载，朱厚熜称帝后，尽管宫中佳丽三千，但却没有一个为他生儿育女，后在闻名当时的道士邵元节的药物调理下，几年下来竟“皇子迭出”！后来，邵元节又推荐了一名道士为嘉靖服务。此人名叫陶仲文，特别是他治好嘉靖一位皇子的“天花”后，也深得嘉靖的信任。从此，朱厚熜便痴迷于道教，经常要求陶仲文为其配制丹药，让其纵情于后宫而又不伤身体。在这当中，丹药也常有不验的时候，朱厚熜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怪癖，宫女稍有不慎，便会受到严惩，几年之中，因为细微小事而被打死、吓死的宫女上百。宫女们为此也痛恨朱厚熜，决定找机会杀死朱厚熜，于是最终发生了“壬寅宫变”：

嘉靖二十一年冬十月的一天夜晚，嘉靖宠幸完端妃之后，很快昏昏睡去，而早已预谋的10余名宫女趁端妃沐浴更衣之际，一拥而上，把嘉靖皇帝死死按住，并用布团塞住嘉靖的口，同时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，准备将嘉靖勒死。宫女们把嘉靖脖子套住，然后用手拉扯，见嘉靖拼命挣扎，她们便又打了一个结。但就是这个结打坏了，两个死结套在一起，越拉越紧，却就是勒不死嘉靖。另外几个宫女急了，她们拔下自己的金钗、银簪，朝着嘉靖身上一阵乱刺。但杀人之事，对这些宫女来说，还是人生第一回，毕竟还是有一些胆小，而且要杀的又当今皇上。眼见一下子勒不死嘉靖，有人便害怕了，直奔皇后住处自首。皇后大吃一惊，连忙带人救驾，嘉靖终算逃过死劫。

壬寅宫变平息后，所有参与谋害的宫女全被处死，端妃被施以磔刑（分尸），但经历了这一事件后，嘉靖从此对后宫心有余悸，于是离开后宫，“避居西苑。”从避居西苑开始，嘉靖便连续长达20年不上朝，朝中之事全部交给了内阁首辅严嵩主持。

然而，嘉靖修道的西苑到底在哪里，却一直是个谜。有人说，西苑就在京城，但这与嘉靖持续20年不理朝政有些冲突——作为帝王，若20年居在京城，即便是懒于政事，也不可能持续这么多年不过问朝事的。另外，从历史事件“奄答封贡”中兵部尚书被严嵩擅自处死来看，嘉靖修道20年间在京城的可能性也极小。

无独有偶，华蓥山便藏有嘉靖皇帝修道的踪迹。这一点，还得从清代华蓥山伏虎寺僧释昌言所著《华银山志》说起。

伏虎寺，位于今广安华蓥山溪口镇觉庵村境内，现仅剩遗址。但在明清时期，它是华蓥山中巨刹。释昌言，号虎溪，22岁时入伏虎寺为僧，后为伏虎寺住持，他不仅经常与巨公名士书信往来，还行遍华蓥山间的山山水水，抄阅诸多碑刻，最终编撰成《华银山志》手稿一本，后经岳池名僧可学和尚刻成雕版传于世。

《华银山志·开建志第五》记载：“嘉靖二十八年，（宝鼎瑞峰禅寺）僧德香奉勅重建铁瓦殿，围楼丛刹，十有二层，更其寺曰光明禅寺。”其意是说，嘉靖二十八年，僧人德香和尚奉嘉靖皇帝的命，重建瑞峰禅寺铁瓦殿，总共修了十二层殿，并将寺庙更名为光明禅寺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嘉靖皇帝对华蓥山宝鼎非常上心，不仅下令重建十二层铁瓦殿，还专门给宝鼎的原瑞峰禅寺改了名字。

《华银山志》关于嘉靖下旨修建华蓥山宝鼎光明寺的记载。

问题就来了：嘉靖二十八年时，嘉靖皇帝不正在西苑修道么？长期不理朝政的他，怎么这时却单独为华蓥山宝鼎的瑞峰禅寺下起命令，要重建寺庙并将其更名呢？而且，嘉靖皇帝迷恋修道，而当时宝鼎瑞峰禅寺可是佛教啊！

嘉靖皇帝堪称是明代帝王中最聪明的皇帝，他不仅迷恋修道，也喜欢研究历史。《明世宗实录》载：“上(指嘉靖)初年好古礼文之事，时取《永乐大典》探讨，殊宝爱之。自后凡有疑却，悉按韵索览，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嘉靖将《永乐大典》视为特殊的宝贝予以珍爱，案桌上随时放有一两本，但凡遇到历史方面的疑问，便查阅《永乐大典》。或许，他早就发现了普贤真人的道场在华蓥山宝鼎，但见于此地已成佛教名刹，且普贤真人也早已成为佛教里的尊者，便没有强调佛道之分，而下旨重建宝鼎寺庙，以祭普贤。且佛经《华严经·菩萨住处品》也记载，普贤携眷属3000人住于西南光明山，嘉靖也或许因此而将瑞峰禅寺更名为光明禅寺了。（今宝鼎光明寺僧释通觉是峨眉山人，他则证实，峨眉山的导游经常给游客解说，普贤携3000弟子来到峨眉山。为此，他时常纳闷：既然普贤携3000弟子来到峨眉山，那他来峨眉山之前，又在哪里呢？）

在宝鼎周边，一个故事至今广泛流传：南堂寺（距宝鼎光明寺约5里）的南宗和尚率500大臣修建光明寺。但《华银山志》记载的是嘉靖皇帝下旨修建光明寺，同时还记载，南宗和尚为嘉靖时人，姓字不详，在华银山建南宗堂讲法，声名远播，四方僧人云集，不下数千。

华蓥山南堂寺航拍。

若传说为真，这个南宗和尚不正是嘉靖皇帝本人么？何况，和尚本是出家之人，有必要隐瞒自己的姓名么？若说为人过于低调，可“南宗”这个法号又显得狂妄了点，这哪里是低调之人所取的法号呢？再看此南宗和尚的本领，讲法能引来不下数千的僧人，这样的和尚在历朝历代也难找出几人呀，人们又怎么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呢？就算名字不知道吧，但这种奇观，当时主管全国佛事的机构难道就不关注，不把这样的大事录史？

南堂寺南宗和尚衣冠冢。

而事实是，除了清晚期华蓥山本土僧人释昌言通过走访收录而进入《华银山志》外，我们再没发现其他史书对此记载。若说释昌言过于夸大，但南宗堂（今人称南堂寺）遗址原有3口千僧锅，《华银山志》也记载为南宗和尚所铸，这3口千僧锅直到上世纪“文革”才被破坏掉，后来当地信众又按原尺寸进行了恢复，今仍可见。

南宗寺千僧锅。

从3口千僧锅的实物来看，南宗和尚讲经引来数千僧众之事不假。若南宗和尚就是嘉靖皇帝本人，那么，前面的一系列疑问便可迎刃而解了。

南宗堂，这一名称和“南宗和尚”组合在一起，本身也是怪怪的。首先，哪有僧人用自己的名字给自己所在之地命名呢？其次，宗教场所的命名也是有讲究的，“堂”本是道教场所的名称，佛教场所哪有用“堂”来命名的？可坐在南宗堂的不是道人，而是和尚。这也说明，这个南宗和尚身份特别，他首先把自己立足于道教，但身份却不局限于道人——他是一个对道教、佛教都有极高造诣的人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南宗和尚就是嘉靖皇帝！然而，华蓥山上的证据还远不止这些。

根据《华银山志》记载，嘉靖时期，在宝鼎周边修建的宗教场所以堂命名的，还不只南宗堂一个，比如大方堂（今黄龙寺）、祝圣堂（今称火烛塘）等。

与南宗堂（今南堂寺）相邻的一个村，今名保家村，但根据《华银山志》记载，清朝时，那里叫保驾楼。“保驾”一词的背后，其实便隐藏着一个帝王之身！

在祝圣堂与宝鼎光明寺，至今仍能看到明代雕龙柱础。在封建社会，龙是皇权的象征，若不是皇家寺庙或帝王恩准，哪个民间寺庙敢在柱础上雕龙呢？它不怕招来灭顶之灾吗？

宝鼎光明寺遗存的明代雕龙柱础。

在华蓥山麓的前锋区虎城镇的奉圣寺遗址附近，至今流传着嘉靖皇帝在此修道的传说，崖壁上还有明代瘗库组龛，居中一龛为象征性龛（无坑洞），上方刻“巧圣在兹”四字——历代帝王中，谁个拥有“巧圣”之称呢？

接下来的这个证据，则直接可以锁定嘉靖皇帝了。

《华银山志·古迹·古碑石刻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金刚经一函，朱砂书字。传闻系明藩王某书，年号款识虫蛀不可辨，有跋尾：‘孤舞象而背先王考，及冠而背先王妣。奄有南土，报德无由，迄兹以为沉痛。得宋苏轼为二亲故书《金刚经》，喜籍是以寄哀慕也，诹吉三薰，作礼而白世尊。’云云……下余二十二字，字义模糊不可辨，草书亦积遒劲。今藏伏虎寺藏经楼。”

《华银山志》关于明代某帝王用朱砂抄写《金刚经》的记载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伏虎寺藏经楼藏有一匣《金刚经》，用朱砂写成，传说是明代某个藩王写的，但因虫蛀得厉害，其年号与落款都没法辨别了。但有跋尾，大体意思是，这个王在在舞象之年父亲死了，及冠之年母亲又死了，尽管自己现拥有南国，但却无法报答父母的恩情，内心迄今十分悲痛，最近得到宋代苏轼为其双亲所写的《金刚经》，甚是喜悦，便选择吉日，三洗其身，重抄《金刚经》供奉于此，并作佛礼向佛祖倾诉。

其实，我们反复阅读这段文字，便能对这个“藩王”作出以下几个判断：

其一，这并不是明代的藩王，而是明代的帝王——“孤”，只有古代帝王才可如此自称，藩王恐怕还不敢。

其二，这个帝王的父亲并非皇帝，仅为藩王或王爷，故称其父为“王考”而非“皇考”，称母为“王妣”而非“皇妣”。

其三，朱砂是道家炼丹的原料，在古代常被道家和皇宫贵族所把持，比黄金还宝贵。此帝王以朱砂重抄《金刚经》，说明该帝王有修道炼丹之好。

其四，这位帝王不仅喜欢修道，更有书法之好，故才因得到苏轼所写的《金刚经》而喜，并亲自重抄作为献给天堂父母的礼物，同时，他的草书也极为遒劲。

其五，这位帝王对父母的孝道之情，也非同常人。

这里需说明的是，文中的“舞象”“及冠”不能像一般的古语中所指的具体年龄，而是概称——在这里，“舞象”概指年少，“及冠”概指成年。

在明代的帝王之中，有谁能完全符合上面五个条件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：嘉靖皇帝。

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封于湖广安陆（今湖北钟祥市），就在嘉靖（朱厚熜）12岁那年（古时称12岁或15岁为“舞象之年”），父亲朱祐杬病死。但朱厚熜从小聪敏，通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，颇受明武宗母亲张皇太后的喜爱。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4月20日，明武宗驾崩，武宗没有子嗣，在逝世前，经张皇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决定，由朱厚熜继承皇位，并在武宗驾崩后的当天，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。

朱厚熜登基第3天，就急着遣官迎母亲蒋氏进京奉养。当蒋氏抵达北京正东的通州城时，听说自己被当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太后迎接，自己的儿子将被迫称她为叔母时，便说道:“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!”于是，蒋氏拒绝进入京城，并要即刻返回安陆。朱厚熜闻讯后，流着泪入启皇太后张氏，愿避天子位，和母亲一道返回安陆。张皇太后不想另立新帝，被迫懿旨，遵兴献王和蒋氏为兴献帝、兴国后，还接受了朱厚熜迎接母亲从大明中门进入的最高礼仪。这时，蒋氏才同意进入京城。

嘉靖十七年(1538年)十二月初四日，被封为章圣皇太后的蒋氏病逝，时年31岁的嘉靖按照蒋氏遗诏，将蒋氏与其父亲合葬于湖北安陆州(今湖北钟祥)的显陵。据《明史》和《明世宗实录》记载，嘉靖十八年(1539年)，嘉靖帝率文武百官15000余人“南巡”，祭拜双亲。此后20年，嘉靖每逢祭日都遣官亲临祭祀。

嘉靖皇帝个人文学素养极高，有《明世宗肃皇帝诗赋集》七卷存世，其书法和诗赋作品上落款常署“尧斋”、“雷轩”、“天池钓叟”三个别号，其中，“雷轩”是否是指宝鼎光明寺的铁瓦殿或雷神殿，“天池”是否在指华蓥山的天池呢？

另需说明的是，嘉靖皇帝将自己所拥有的大明江山称为“南土”，在华蓥山修道期间自称“南宗”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因为，明朝建立后，元朝政府并未消亡，只是迁往了北方，史称“北元”。何况，嘉靖时期已处于明朝的衰落期，疆域在逐步萎缩，嘉靖本人也没有开疆扩土的宏远志向和足够信心。

嘉靖皇帝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华蓥山修道，其根本动力是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从修道这一层面来讲，或许是冲着普贤真人和华蓥山这座唐代著名仙山而来吧！他之所在华蓥山秘密创修道教场所却又以僧人身份出现，或许当时华蓥山区，道教早已十分衰落而佛教极盛吧！更何况，普贤真人便可跨越佛道两教，嘉靖皇帝自己为何又不可以呢？